写在前面的ps:今年六月初，在2012年初所作基础上，抱病速成此文。波普尔诞生115周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问世60周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将至，昨夜特将拙文首发于哲学公号哲思学意：http://mp.weixin.qq.com/s/JQqk-oT7mc1YAKjpbWbhNg 封面2010年摄于烟袋斜街。近来知乎左派内外一些争论，拙文或能提供一些参考。

波普尔的贫困*——以其对马克思的批判为中心的研究

波普尔以其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尤其对马克思的批判，闻名于世；也正因对马克思的批判，其理论在中国至今颇有影响，从其著作版本、版次、印数之多，可见一斑。而今仍如易杰雄教授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序言所说，国内“能从学理上作深入分析的还不多，能将其放到他思想体系中作全面、深入、细致剖析的专著更是少见。”[1]故本文以其对马克思的批判为中心，将其理论分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三部分，对应其三本代表作，依次展现并反驳，从而弥此缺憾，以正视听。

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45年，波普尔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卷本，奠定其政治哲学。其依据丰富的文本和事例，深入而细致地批判了马克思，成为当时在哲学上批判马克思的新高点。马克思被其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而其被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此声名鹊起。

此书中，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虽有很多角度和观点，但都认为马克思简化、歪曲历史，理论与现实不符——

（一）经济决定论

他以此指认马克思，已暗指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为后来在历史哲学中的批判埋下伏笔。他说：

试想某一天，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在一种较小的范围内，经过无数人饿死之后），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切知识都消失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部落占据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它很快就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完全消失。[2]

所以他说：“经济条件和观念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但后者并不是简单地单方依赖与前者……那些构成我们知识的‘观念’——比生产的较为复杂的物质手段更基本。”[3]国内上过高中的应该都知道，这前半句话正是马克思的观点。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已再三申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4]马克思何曾认为“一切政治、一切法律和行政的制度，以及一切政治斗争，从不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政治都是无能的。它们从不能根本改变经济现实”[5]？

而后半句，岂能以假设的特殊性，否定现实的普遍性？波普尔只在价值上证明，知识可能比物质更基础；并不能在时间上证明，物质源于知识。何况，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基础，并不只是物质条件，而是生产力，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共同生活方式本身”[6]，这当然包括知识。

（二）阶级斗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他否定《共产党宣言》这一论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如中世纪王权与教权之争，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争；若在概念上拓宽“阶级”，缩小“历史”，最终会使马克思的理论变为琐碎的同义反复。[8]

他读过诸多马克思的著述，难道不知此宣言主要目的是政治宣传，而非学术研究？不知马克思在后来著述中，没有再强调这句话或相似的话？《德意志意识形态》已指出，由于原始部落人口与需求的增长，及其与外界交往（如战争、交易）扩大，才从部落所有制变为奴隶制；[9]而奴隶与奴隶主是人类史上第一对阶级关系，阶级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阶级是一种社会矛盾，而非全部社会矛盾，更不可能只有斗争的一面，宣言所说的“斗争”应为“矛盾”。

同样，宣言说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0]，“暴力推翻”和“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是宣传策略。宣言已解释：“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1]马克思明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2]“助产婆”和“经济力”，显然是手段，是必要而非必须的，手段的选择取决与主客观条件。所以马克思在与《世界报》记者谈及英法革命方式时说：“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13]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则说：“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14]。即使波普尔所谓的激进派，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提出过和平夺权的四月提纲；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也和国民党分别两次合作、谈判。他指责马克思对暴力态度模棱两可以及激进派和温和派相关问题，[15]并非马克思理论的问题。

（三）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6]波普尔引用马克思的话后，接着解释：“从这一基本论断来看，可以勿需置疑，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导的核心是，改造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并预言它将被暴力推翻”[17]。他认为，他所赞扬的所谓干预资本主义，已代替了马克思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因被改造而没有灭亡，所以马克思预测错误。[18]

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最终不可改造，而非在过程中完全不可改造。自由资本主义被取代，证明马克思预测正确；干预资本主义，表明资本主义借鉴、靠近社会主义，而远离其本质，即走向灭亡，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更是如此。波普尔说：“我提到过到道德实证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道德实证主义），这是一种只有现存的标准、没有道德标准的理论”[19]；他却以资本主义一时的幸存，作为资本主义不会灭亡的依据，不正是道德实证主义？

（四）社会主义

他指出：“不能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等同起来；实际上，俄国革命无论如何与它没有相似性。”[20]“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相反；它应该首先出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只是很久以后才会在俄国发生。”[21]

马克思并不否认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和多样性。他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并以《资本论》中罗马平民为例解释，罗马无产者变为游民而非工人，随之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22]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初稿中认为，俄国有可能通过“卡夫丁峡谷”，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却占有其一切积极成果。[23]历史上，其实也多有相似：远比中世纪欧洲发达的中国，始终没有率先发展处资本主义；而美国的建立和发达，直接跨越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春秋列国“变法”，即先改变上层建筑，从而建立经济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为何落后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即使是考茨基所谓的“早产儿”，起初未必健康，但不一定夭折。

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57年，波普尔出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小册子，奠定其历史哲学。此书虽百余页，却因结构清晰，论述精简，影响甚至大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直接提及马克思的内容虽不多，却更系统、根本地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其书名模仿马克思讽刺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所作的《哲学的贫困》，暗讽马克思。[24]

序言开头，波普尔就自豪地宣布：“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25]他接着说：“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26]可接下来将看到，他的证明大多并非纯粹的逻辑；相反，纯粹逻辑已证伪了他的论断：断言人类不能预测历史的未来，不也是一种预测？非决定论，不是一种反向的决定论？说“今天不能预知明天的事”，意味着今天能知道“明天将知道今天不知道的事”，这不也时知识，也是预知？[27]

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可归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一）规律和趋势

理论方面，波普尔严格区分“规律”和“趋势”。他认为，断定有趋势存在，是单称判断，而非全称判断，即不是普遍规律。他举例说：“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28]由于预测会影响被预测的对象，观察同样如此，所以研究总是有不准确性。但区别在于，自然科学中，研究者与对象都属于同一物质世界，所以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是一种规律，其误差可忽略不计；而社会科学没有这种同一性，误差的实际意义较大。[29]此外，由于对象的唯一性，社会科学不能用一般概念表述规律，历史决定论更不能：“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30]

其例证虚妄。行情预测，并非每个参与者都能知道；即便知道，未必每个参与者都会抛售；多数人抛售，也未必导致股市下跌。相反，波普尔却预测了在其假设条件下，股市必定下跌。

其标准错乱。首先，既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与对象上有根本差异，社会科学没有普遍规律，他凭什么以自然科学的因果性、准确性，评判社会科学？从而反向得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规律，如历史不可预测、社会没有规律？其次，不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理想的数理逻辑。概率的意义在量子力学之前已显现，概率也是一种规律。[31]比如，经典力学在其理论有效范围内，实际效果也非全称判断，在整个自然界中更不是全称判断，但能因此说其不是普遍规律？同样，决定论的因果也未必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阿尔都塞主张的多元决定论。[32]再者，准确性本身并不准确，不是客观的量，而是价值判断。[33]太阳到人眼的距离没有精确到1米之内，桌子宽度的设计没有精确到0.001毫米，谁更精确？这取决于目的、效用等诸多因素。这就是为何测不准原理的误差可忽略，而社会科学的误差却显得较大。

（二）整体主义与渐进主义

实践方面，他认为历史决定论必定需要整体主义。“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排列的新。”[34]“例如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孤立的‘鲁滨逊式的试验’不能使我们了解“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35]他反对整体主义：[36]方法上，研究对象总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最小的整体也必须有选择的描述，故不能研究整体，更无所谓对整体控制、改造；整体主义需要知识服务权力，权力集中，知识也需集中，但人们脑中的知识难以集中。效果上，难以将特定结果归于特定措施，因为一个时期内做的事太多。为保证计划进行，容易导致极权主义和反智主义：权力覆盖社会，囊括一切关系；思想难以统一，不如消除个人的差异，毁坏精神的独立性和知识的丰富性；很多人因长期感到不便而抱怨、反对，这势必被压制。他主张与之相反的渐进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遥相呼应：“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37]因此，他反对将历史比作河流，认为研究者不能弄清其流向，更不能顺流而下或载沉载浮，只能着眼当下。[38]

国内上过高中的也该知道，马克思怎会否认改变现有结构、序列，可以发生质变？正如调整生产关系，不仅可使其适应生产力，还可促进生产力。正如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而这更像渐进主义，列宁所谓宁可少些，但要好些，邓小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固然，马克思要整体改变社会，难道是一下全部实现共产主义？是要让国家权力囊括一切社会关系？这种整体其实是格式塔意义上的整体，波普尔已理解这种意义，即对象以结构这一整体显现，其意义大于各部分相加；[39]可他仍未理解，渐进主义犹如各部分，其意义在整体主义之中，却不能累积出整体主义的意义。

随福柯所谓的治理术和科技的进步，知识已不是个人的思想，而是资本和权力，日益集中，却很难说不断增长，而是在偏好与值钱的辩证中优胜劣汰——这基于自由市场，正是渐进主义。整体主义的计划若如他和哈耶克的主张，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多数人怎会抱怨、反对？即便反对，也不能随意废止。干预资本主义，如罗斯福新政和法治国建设，是他赞扬的，“就连拿破仑都知道，要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社会，得先制订一部法典……没有法律，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40]，所以他觉得戈尔巴乔夫先设立股票交易所而非建设法治，荒诞而可笑。他并不排除革命，哪怕是暴力的：“暴力的使用只有在专制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专制使改革没有暴力就不行”[41]。这难道是渐进主义吗？河流恰是历史恰当的比喻：河流有轨迹，但仍在开放中变化。只看各个水分子，当然看不出流向；把握主流，置身其中，却都能知其流向。

译者与读者应注意他的区分：“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42]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主义(historism)，而非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他若没读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43]、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4]中说的，难道没读过恩格斯1881年2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45]和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46]？他也承认“马克思的信仰基本上是一种开放社会的信仰”[47]，却仍将其视为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三、猜想与反驳

1963年，波普尔出版《猜想与反驳》，将其之前诸多观点、方法融汇于此，完成了其科学哲学。培根与笛卡尔分别以观察和理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标准，波普尔对此批判。[48]他认为，出发点应为设想（假设、猜想），然后划分科学与非科学：“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49]只要科学设想未被证伪，就暂且当真。比如，只要找不到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的命题就是真的，不能用不断找到更多白天鹅来证明此命题为真。但这是特例，一般情况下，“少数偶然的与理论矛盾的基础陈述不会促使我们把理论作为已被证伪的而摈弃。只有我们发现一个反驳理论的可复制的效应时，我们才认为它已被证伪。”[50]在他看来，哲学若不走他的路，根本仍是形而上学。“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51]，哲学将随这些问题的解决而烂掉。于是，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陷入了两难：若是科学，已被证伪；若不可证伪，则非科学。他更自豪地宣布，解决了休谟关于归纳的难题。[52]

其实，他对科学的理解深受培根影响。培根知道“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侵”[53]，却认为“人类理解力的最大障碍和扰乱却还是来自感官的迟钝性、不称职以及欺骗性”[54]，害怕“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55]。因此，只有“单纯经验”一条路可走，主要不是靠“偶遇”，而是“实验”。[56]历史被他转变：science偏离了拉丁文词源scientia的原意，从所知之识的“知识”（拉丁文动词scio意为我知道），变成了这种经验客观的“科学”。休谟虽以此经验符合论，判断真假，却只限于理性；情感、意志和行为无所谓符合，就无所谓真假。[57]这些非理性还有理由违反理性，甚至“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情感的奴隶”[58]。波普尔在批判了休谟关于习惯的理论后，就宣布反驳了其心理学，比培根有过之无不及：不但将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排除于科学之外，还要让其在理性的统摄下，却不对此加以论证，因为无真假等于无意义。他关于证伪的观点并不新鲜，他虽未承认，实际却是基于牛顿研究哲学的第四条规则[59]。

然而，这种客观充满了非客观。所谓事实，“是从事态中推论出来的；事态是被肯定之物的命题内容，人们曾经对这些被肯定之物的真理要求提出疑问，并进行了讨论。”[60]所谓真，若其有根有据，“那么理由根据就不是真的，然而也不是假的。”[61]真假不是从某些命题中看出的，而是在行动中，“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62]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终点，恰是马克思哲学的起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写：“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63]《德意志意识形态》仍与此一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4]这里的“人”，如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5]所写，不是生物学等自然意义上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仍旧在形成中。”[66]

或许波普尔又预知未来了，他补充这句以防上述反驳：“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67]这却带给他更严厉的反驳：不论是自然界的全称判断，还是其所谓都是单称判断的历史现象，都有绝对的经验客观性，这意味着必需一个同样绝对的主体作为观测者。这个前提先于科学，不可证伪，他却用来作为上述科学的两个标准。“被反驳”和“被检验”也非一回事，前者未必需要经验，却必需语言。可他从未证明有这样的主体，更没有论证不同主体如何接受同一范畴，如天鹅的颜色，哪些矛盾对理论而言是少数偶然的，哪些是可复制从而证伪理论的，他压根没证明主体间性。

他以不可证伪作为可证伪的基础，按其观点，不是科学，而是形而上学。他反对辩证法却不能反驳，以致误“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糊涂物；尤其是因为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判涵盖了它的辩证法中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一切，因而可以在这里避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分析。”[68]这都表明，他在范畴、方法上也是形而上学的。难怪他无视马克思的早期，犹如无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难怪他没意识到，不被证伪是暂时的，被证伪同样也是暂时的。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逻辑与经验就像河床与河流，不是各自独存的，而是互动共存的，命题随时间从流动变得僵化，或僵化变得流动，“同样的命题有时可以当做受经验检验的东西，而有时则可以看做是检验的规则。”[69]难怪他没意识到，他说马克思是本质主义，[70]受“本质”与“表象”二分的影响却倾向于“本质”与物质的同一，[71]其实在说自己。他认为哲学只有科学化和形而上学两条路，不只是价值，在总体上已成形而上学。这种“科学的观点暗指另一种观点，意识的观点，但却没有提到它，意识的观点认为，一个世界首先在我周围展现和开始为我存在。重返事物（此处漏印‘本’）身，就是重返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72]。

在这种科学和形而上学之外，哲学还有其他路。海德格尔还在追问时，[73]马克思已走出很远。马克思所自称的“科学”，是德文Wissenschaft，没有培根之后的science那样强烈的经验客观性，故与之不同，还包括体系化的知识，如所谓的社科。马克思的理论至今无法用经验证伪，因如前所述，经验总在逻辑和语言中，无法基于后者却否定后者，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证，“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是荒谬的问题。[74]所以萨特指出：“只要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还未把人从匮乏这个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的命题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不可超越的证明。”[75]

结语

综上可见，波普尔的理论总体上不成立。其理论恰非科学，而是形而上学；方法上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结果上却产生了诸多与新自由主义相悖的价值，如其生命最后的两年还在批判电视加速道德没落。[76]其哲学在当时已是世界大潮中的一叶孤舟，却因意识形态和科技的影响，这条船上挤满了信众，他们相信脚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他的理论并非一无是处，正如他并未全盘否定马克思：他承认，社科回到马克思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他研究柏拉图、黑格尔时，所有现代研究者都受惠于马克思；他赞扬马克思敏锐的才智，开放的思想，真诚、务实的态度，尤其崇高的理想和道德。[77]他直到晚年还说，若社会主义能与个人自由结合，他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78]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前引易杰雄教授所说，意识形态垄断了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权，抽掉了其中作为灵魂的实践性，成了唯物质、客观主义。萨特强烈批判这种歪曲：“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布达佩斯的地铁在拉科西的头脑中是实在的；如果布达佩斯的土地不能建造地铁，那么这土地就是反革命的。”[79]因此，不仅需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还需先明确：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科学，更不是历史决定论，而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0]马克思的理论，如法的作用，重要的不只是预测，还有指导、评价等作用，如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名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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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着重标出的部分为原文所有，文字、语法问题亦然。

[1]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

[3]同上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页。

[5]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8]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88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7页。

[11]同上书，第286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1页。

[15]详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十九章第四节。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74页。

[17]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245页。

[18]参见上书，第223—224页。

[19]同上书，第318页。

[20]同上书，第178—179页。

[21]同上书，第229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24]贫困，中文可用来评价经济，评价理论却不恰当。书名“贫困”原版为poverty，有“低劣”之意，这符合作者们书中主要内容和讽刺之意。为对应今译和尊重对方，本文题中仍作“贫困”。

[25]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页。

[26] 同上

[27]经验上，且不论未来现实如过去梦境的心理现象和时空可变的物理学说，连“死亡”他都只字未提。

[28]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页。

[29]同上

[30]同上书，第9页。

[31]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8页。

[32]当然，事件越多，同时发生的概率越低，直到趋近0。如三件事各自发生概率为90%，同时则为72.9%。

[33]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5页。

[34]同上书，第8页。

[35]同上书，第67页。

[36]以下概述，参见[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1—63、 71—72页。

[37]同上书，第51—52页。

[38] [英]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39]参见[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1页。

[40] [英]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第37页。

[41]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241页。

[42]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3页。

[43]“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要素’，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198页。）

[44]“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45]“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我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46]“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页。）

[47]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310页。

[48]参见[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49]同上书，第62页。

[50] [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译、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51]同上书，第101页。

[52]因内容集中于《猜想与反驳》前三章，且波普尔论及众多作者与文本也未详加注释，故对此书概述的注释从简。

[53] [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54]同上书，第27页。

[55] 同上书，第47页。

[56]参见上书，第64页。

[57] [英]休谟：《人性论》，贾广来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58]同上书，第289页。

[59]“在实验哲学中，由现象通过归纳推得的命题，在其他现象使这些命题更为精确或者出现例外之前，不管相反的假设，应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真实的。”（[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8页。）

[60]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61] [英]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62]同上书，第3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3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

[66]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67] [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21页。

[68]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41页，注2。

[69] [英]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第18页。

[70]参见[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3—24页。

[71]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75页。

[72]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页。

[73]参见[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页。

[7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30—131页。

[75]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76]参见[英]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第81页。

[77]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40—141页。

[78] [英]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邱仁宗、段娟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79]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第22—23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42—743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页。

PS:拙文乱投几个C刊，当然没戏，不想连《法大研究生》也退稿(虽然我校认定其为校内核心期刊)。退稿理由写了五点，挺长。主要理由认为，结构是以书评人，那三本书恐怕不能反映波普尔主要思想，像书评，却不止评了一本书；引用、注释太多，像文献综述，不像“论”文，缺乏原创性，还容易造成误读；但没有引用国内权威、最新研究，准备不充分。

这位学生审稿人，看来不知道，美国法学c刊，那引用、注释有多少——概括观点，不详细注明、阐释，不但更容易造成误读，还可能是与他人重复的，甚至抄袭、剽窃的。本雅明曾计划写一本全由引文组成的书，这能说没有原创性，是照搬原文？审稿人也承认国内系统、深入研究波普尔的论著很少，却推荐去看何兆武、邓晓芒，而非赵敦华，更无江绪林，可见其对波普尔了解多少。如果看过，我相信他会知道，拙文论证是否深刻，观点是否有原创性。

发布于 2017-07-24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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