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G. W. F. Hegel）曾说：“这样一种巨大的变革，即产生一位统治者，想必发生过两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次算不上是一次。所以，奥古斯都的风格必定延续下来，拿破仑也必定两次遭到废黜”——[德]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7页。

后来，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于1844年1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及了他基于黑格尔历史反复思想的思考：“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6~457页。

在马克思写于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更简洁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在书的结尾，他作出一个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同上，第121页。而这个预言在1871年得到实现。马克思讨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历史会生成惊人的反复。 日本现代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对历史的反复进行了分析：“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事件本身能够避免反复，但是，像周期循环那样的某种结构是无法避免反复的”——[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关于历史的反复，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一句话很经典：“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黑格尔的一句话常被误传：“历史总是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之前不断地重复运动着（daß die Geschichte die Eigenheit hat, repetiert zu werden, so lange, bis die Lektion begriffen wird）”（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学不到任何教训”）于我而言，我更喜欢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历史是个有耐心的老师，你学不会，它会一直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说到底，是要坚信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坚信新生事物终将代替旧事物，要做新生事物发展的促进派。同时又要承认事物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既要反对循环论，又要反对直线论，对事物发展的暂时倒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丧失信心，自觉地按照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方式，把事物不断推向新阶段”——王伟光：《新大众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想法源于一种信心：“历史尽管有波折，但总体是前进的。”但它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作家以这种或那种装束表现出来的历史线性进步观点”——张文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正如澳门大学教授王笛所说：“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F. A.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王笛：《历史的微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历史决定论就是权力崇拜，“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奥]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信心如钻石般珍贵，但抛开历史决定论带来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还可以从何而来？两段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访谈将大有裨益：

……

罗新：对，这是一个时间尺度问题。如果放在两千年的尺度里看，进步就更加鲜明，两千年前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奴隶制，很多人口处在和动物一样的法律状态、人生状态，可是今天，至少没有合法的奴隶制了。而人类已经有二十万年的历史，如果放到现代智人的尺度里，两千年也是很短的时间段。

杨：可是人的寿命就是七十年或者八十年，那个尺度对于一个人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罗新：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一定要跳脱个体的生命尺度。个体的生命尺度，过去甚至只有二三十年。如果我们跳脱这种时间尺度，你会发现，作为一个种类的人，是有巨大变化的，而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有一定的方向。过去，人们很讨厌说历史有方向，觉得决定主义特别天真，但是在某些意义上，我们觉得历史有方向。这些方向一定和人的本性有关，比如说，人类本性是向往自由的，任何人都向往自由，当然，任何人也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过得好，但是毕竟这些人要在一起过，所以最后要协商，协商的结果就是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平等地位。只要你接受了别人和你是平等的这个前提，最终自由一定会降临人间，这是人性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清华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写的《权利的形而上学》，那本书虽然没有明确写这句话，但我觉得（可以概括出来）：自由是人的天性，人类实现自由是天性决定的。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方向。……

罗新：对，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的心态跟你在今天的心态很像，就是对价值有强烈的渴望，而且对这个价值迟迟不能到来充满愤怒，因此就不相信了，突然就有了一种幻灭感。那个时候一说到这种幻灭感，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琦主编：《单读33：多谈谈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单读2023年版。而在许知远《梁启超：亡命（1898—1903）》新书北京首发会上，罗新对时间感也从个人角度做出了深刻的表述：“在历史当中的人会觉得没办法熬这个事，熬不过去了。经过了1898年之后的屠杀之后的那些仍然倾向于改革的人，肯定觉得完了，从此就完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要不了多少年，连清朝都不在了。你要看到这个事实，更不用说现在世界是很加速的。其实你以为熬不过去了，其实有人比你还熬不过去。所以不需要对眼前的黑暗感到焦虑、沮丧。时间过得很快的，而且很多你现在觉得不可能的变化会发生，很快就会发生。我是就个人角度说这个话”

马克思细致描绘了近代法国政治的不断下行：从共和国倒退回了帝国。法国的政治倒退和路易·波拿巴的不断上升仿佛不可阻挡，但马克思依然表现出了他站在历史尺度下的乐观：“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马克思对其置身其中的近代世界的前途抱持一种历史性的乐观。这种乐观超出了理性，达于人类将走向美好未来的信念。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充满反复，但也不乏颠覆和变革。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充满了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交织。挑战在于理解这些历史的律动，怀着对自由和进步的信念，勇敢面对历史，迎接未来的到来，并在其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诗疾默 你好果实君2024年03月11日 14:45河北
https://mp.weixin.qq.com/s/jqRmyjda17-35_gzLPF2lg